李容馬
在台灣網路新聞下的評論區，常常看到”小時不讀書，長大當記者”這種諷刺的回文。記者可以直接抄PTT的文章，甚至不用具名。傍晚新聞又以負面報導居多，因為聳人聽聞的消息對收視率有幫助。但我相信很多台灣記者是很認真地查資料跟寫報導的，只是最後大多被擋下不報。
韓國記者李容馬就是這種類型，全羅道南貧困家庭長大的他，在讀全州高中時就感受到韓國無形地競爭壓力：若成績不好，就是沒有價值。而地緣的歧視也很明顯，韓國有36年是由嶺南人出任總統，不管是經濟開發，或是權力交替，都持續排擠湖南區域的福利。在這種環境下，李容馬選擇讀首爾大學的政治系，讀書期間就參與許多社會運動，期望能夠改變社會。但是就他後來任職MBC記者的經驗來說，如果空有理想的人掌權後，並不會對制度有根本上影響。
韓國內那種讓人無法喘息的壓力形成已久，原因之一是財閥壟斷。東南亞金融風暴後，韓國政府並沒有出手拯救所有的銀行，許多不實企業和不實銀行被清算。許多正職員工被資遣，大部分的人後來只能做派遣的工作。這一切導致財閥和一般小公司的差距更大，這也是歷任經濟官僚的政策造成。他們認為用涓滴效應治國，不斷提供政策上的方便扶植大財閥，它們自然會帶動周邊產業鏈成長，進而改善韓國的GDP。這一開始的確有效，但現在持續成長的體系不復存在。
後續接下爛攤子的盧武鉉政府又沒有起到再平衡的作用，只是消極地交給自由市場，但這種舉動只會讓財閥有機會併吞更多的競爭對手。盧武鉉政府應該做的是扶植中小企業，不要讓財閥獨大。越晚處理，財閥的影響力就越大。2000年時郭魯炫等法學教授向檢察官告發三星的非法繼承案件，但檢方的處理方式是用時效最短的七年公訴，並且在時間內都採拖字訣。那時李健熙給李在鎔60億韓幣，繳了16億的贈與稅。讓他購買未上市的三星愛寶樂園債券，其股票價值往後暴漲數百倍。這個告發案如果三星敗訴，會傷及其命脈。因此三星動用累積的所有人脈和關係，讓檢察官站在他們的那一方。媒體界敢撰寫相關報導的就只有李容馬一人，但是他的報導也被MBC用拖延的方式掩蓋掉，根本沒有播出來。
韓國除了就業競爭激烈，如果學經歷不好就只能當派遣人員。公司或是政府部門內部又十分官僚化，這是因為韓國政府有數任總統都是武裝政變上位的，因此內部氣氛十分軍事化。上級只想聘請乖乖幫他們做事，不要有自己主見的人。此外檢察官、律師、記者這些無冕之王又有很大部分的人並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。跑政府新聞的資深記者在酒駕被攔下時，還敢對警察頤指氣使，最後動用關係免責。檢察官遇到財閥或是政府有關的案件，往往會接受關說冷處理；有些律師甚至收費後不出庭導致被告敗訴。這些在作者經歷威權統治的時期，是很常見的可悲現實。李容馬雖然以自己的努力，盡量撰寫檢察官失責、財閥違法等的報導，但是幾乎都無法播報出來或是見報。有相同理念的長官最後也被鬥走，韓國大公司、政府部會的高層人員幾乎都支持財閥。認為工會和罷工的國民只是在扯他們的後腿，並且將參與人士資遣。
李容馬做過首都圈的報導，還有前往阿富汗當戰地記者的經驗。他在MBC各部門服務過，因為上級都很討厭他，將他視為麻煩踢來踢去。細數他的職涯，有外交、經濟、文化等部門的記者經歷。他也親身參與並支持工會罷工(因此被MBC解雇)。近年來雖然因為腹膜癌末期休養，但仍然將他的經歷寫成本書，希望改變的種子能在韓國國內成長茁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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